李江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食品安全与食品科学教研室任教，主要从事食品标准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30多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本。目前还担任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制冷学会理事以及全国农产品购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本刊记者：您在大学里研究的专业是食品和农产品，在怎样的契机下开始做标准化的相关研究工作的？最早接触标准是在什么时候呢？

李江华：我最早接触到标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食品商品学硕士研究生期间。那时我的导师经常会有制订国家蔬菜和水果标准以及编制标准体系的课题任务，我就从旁协助做些查询资料和翻译英文等工作。留校任教后，我一面以教授果蔬商品学和茶叶商品学等课程为主，一面继续帮助导师做一些标准制修订的辅助工作。2000年以后，随着制修订果蔬标准的工作逐渐增多，我更多地接触到了标准，也就逐步开始了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从事标准化相关研究的过程里，也渐渐感受到我国太需要懂得法规和标准的管理人才了，于是又萌生了在高校开设标准化课程的念头，这样就逐步走上了标准化教学与科研的道路。想想我从开始接触标准至今虽也有20多年，其实却只能算是“半路出家”吧。

本刊记者：您在标准化科普工作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开始有了标准化科普这一想法的？

李江华：我虽然多年从事蔬菜与水果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也进行着食品标准化方面的科研与教学，但却从未想过自己要搞标准化的科普。2006年，中国标准出版社的魏丽萍编审邀我参加《标准走进百姓家丛书》（第二批）的编写工作。她建议我可以尝试做一本《新鲜蔬菜和水果知识问答》的小册子，主题是围绕着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标准，尽量用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标准，回答常人关心的诸如新鲜蔬菜和水果的质量与安全、贮藏与运输、营养与保健以及科学鉴别与选购等问题。她的这个提议打动了我，觉得自己虽然搞了这么多年的标准研究，但总是感到社会大众对标准还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能把常年锁在专家学者书斋里的标准解放出来、让其走进千万寻常百姓的家庭，会是件非常有意义确又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于是我就从标准科普图书的创作开始了标准化科普工作。

这些年做下来，从心底开始喜欢了，现在可以说是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打算一直坚持做下去，有时想想，将来退休了也可以接着做。

本刊记者：从您角度看，如何做好标准化的科普工作，目前在标准化科普工作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李江华：标准化科普应该是一项艰难而长期的课题。标准的特性就是要用明确、肯定且没有歧义的语言来表述每一项规定，这就使得一般意义上的标准很难被普罗大众所读懂和理解，因而标准和标准化知识的普及长期以来就是一项很费力气的工作。我虽然多年从事食品标准化的科研与教学，但把那些枯燥的、专业的标准规定变的既通俗易懂又能被寻常百姓所接受，难度不小，做好更属不容易。

就我目前从事的食品标准化教学和标准科普图书创作来说，要想做好标准化的科普工作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要对标准化的知识有深刻透彻的理解；二是要具备广博娴熟的食品方面的专业知识；三是要尽量结合一些实际通俗的例子来宣传食品标准。

本刊记者：您有段国外进修经历，通过对国内外标准化普及工作的对比，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李江华：就以日本为例吧。他们有许多的民间组织（如一些学会和协会），会将重要的食品法规和标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成小册子，可以通过网络免费下载，方便大家阅读。我在日本访问期间就收集了《JAS制度手册》、《食品标签制度手册》、《食品品质标准手册》以及《生鲜食品品质标准手册》等科普读物。借鉴了这种标准的科普形式，我目前也在咱们标准出版社出版了《茶杯里的知识》的标准科普读物，下一步还打算再就食品标签和乳制品等方面的标准知识撰写科普读物。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普及食品标准的知识特别好，将食品标准的知识编写成“口袋书”，既达到了通俗易懂、方便阅读的目的，又顺应了当今时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本刊记者：刚您提到食品标签，在选购蔬菜等食品的时候，您会不会有意识的关注标签标识等方面的标准？

李江华：只要有时间我就自己下厨“练手”烹调。平常我也很喜欢自己采购食品，在购买食品时我会非常留心查看食品是否有生产标准号，特别注意查看标签标注的食品成分含量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地区和厂家等信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有点“职业病”呢？

本刊记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媒体和民众开始普遍关注标准，像这种由事故引发的标准知识的推广，有没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我们接下来的标准普及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李江华：近几年里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似乎频频受挫，在感慨食品不安全的同时，对食品安全标准也产生了质疑，总认为是食品安全标准的缺失而导致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不了解。

就拿食品添加剂来说，消费者普遍认为添加进食品中的物质就是食品添加剂，其实不然，比如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就是被添加进奶粉中的，然而它并不属于食品添加剂，是非法添加物，国家并没有将三聚氰胺纳入食品添加剂的范畴。另一方面，允许添加的食品添加剂是需要严格按照标准来规范使用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标准来正确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如《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这些标准对于食品添加剂从审批到使用范围、使用量都给出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只要是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合适的范围、使用合适的用量对于人体都是安全的。导致安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滥用食品添加剂，包括超范围和超量使用；二是使用了非食品添加剂物质。食品安全标准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技术性，能被大众百姓所理解，标准科普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本刊记者：您参与制定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从您的角度看，现阶段是否在制修订时存在一些问题？

李江华：我觉得目前的一个问题是，不通气，不协调。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样的产品大家都在做的情况。最近我在跟北京农林科学院做一个关于瓜类采后商品化处理和储藏农业行业标准，刚开始觉得可能之前没有制定过这类的标准，后来通过查询发现，商务部就做过俩个，一个瓜类流通，一个瓜类储藏。这两个有点重复的地方。行业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可能多少都有这种不通气不协调的问题。

本刊记者：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您看来市场起决定作用这一改变对标准会有怎么的影响？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日本专家写的《标准化基本原理》一书，其中讲到一个观点，标准要不要强制，要决定于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水平，由社会的经济水平、上层建筑来决定。标准是不是一定要强制？不一定。比如，可能市场不发达的时候，社会秩序也不太好的时候，那可能多半都要强制了，以法规的手段，强制的多一些。但是，如果这个过程走过去了，市场化程度也好了，那时候再强制就等于束缚了整个供应双方，也不利于市场发展可能。所以，其实标准的强制与否是与本国的市场化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2008年，我们在做蔬菜等级规格的时候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待了半年，期间我做了调研。日本刚开始也没有的蔬菜规格，所以就不能谈优质优价，一等二等。后来，农林省就开始做大众蔬菜的等级规格标准，胡萝卜、大白菜之类。之后又以国家标准这种形式颁布，后来越做越细，比如一等里头再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二等里边再分级，整个比较繁琐。之后，农林省又开始发文让它简化，标准等级太繁琐，成本也会变高。大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彻底取消此类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了，只规定农药残留、有毒有害等安全方面技术要求，其他由市场决定，如果愿意多出钱买小的也无妨。但是，安全这块，一定要保证。

回头来看，我们的市场可能还没有到那种成熟的程度，有些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来调节，但如果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让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

本刊记者：您最新出版的《茶杯里的知识》是一本将茶与标准结合的科普读本，在您看来茶道、茶事和标准在内在气质上是否能融合？

李江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的茶文化可以说是在纯真自然和朴素谦和的民族特性的土壤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其中茶道就蕴中庸、俭德、明理、谦和的思想内涵于技艺和意趣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和、静、怡、真”。“和”可以理解为中庸，也就是一种既没有过度，也没有不够的最佳状态。这好像也是我们在制修订标准时所追求的一种状态吧。茶道是通过茶事来营造一种平和宁静的氛围和空灵虚静的心境，只有心静了才能体察到弥散在宇宙间川流不息、律动不已的生命之灵气，只有心空灵了才能使自己襟怀坦荡广阔，容得下天地万物，达到自由洒脱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不就是我们标准制定人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思想境界吗？茶道中的“怡”即怡目悦口的直觉感受，怡心悦意的审美领悟，怡神悦志的精神升华。我们的标准不应该只停留在文本和结构的规范上，还应该被感知和理解文本之外的高意，也就是标准的内在含义。依我看来，茶道的“真”有四重含义，物之真，情之真，性之真和道之真。“真”既是标准化的起点，又是标准化的终极追求。

本刊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标准导报》的采访，也期待您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标准科普读物。